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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惡意訴訟”的防範與規制
  

追本溯源:“惡意訴訟”的防範與規制

——從明清時期抑制“刁訟”措施談起

朱瑪

【內容提要】:近年來,伴隨著訴訟案件數量的飙升,惡意訴訟案件亦呈上升趨勢。有學者稱,惡意訴訟是伴隨著訴訟案件上升而新出現的現象。其實不然,早在明清時期,惡意訴訟(當時稱“刁訟”)已經出現在曆史舞台中,可以說現代社會“惡意訴訟”與明清時期“刁訟”存在一脈相承的聯系。無論是明清時期的“刁訟”還是現代社會的“惡意訴訟”,它們不僅擾亂了審判秩序、浪費了司法資源,給受害人造成巨大傷害,而且嚴重損害了司法權威、破壞了社會誠信體系,影響了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因此,明清時期的官府,爲了抑制惡意訴訟,在思想和制度層面展開了一系列具體而細致的規制,而現代社會,亦是將根治惡意訴訟,捍衛法律尊嚴、提高司法公信力作爲重要的課題。

本文試從明清時期與現代社會兩個不同時期的案例出發,分析“刁訟”與“惡意訴訟”之間的共通之處,深度剖析明清時期抑制“刁訟”的各項措施,從確立符合客觀規律的觀念、設立刑法保障制度、設置合理的錯案追究制度、法官自身素質的培養以及阻卻惡意訴訟後的賠償與救濟等五個方面得出啓示,進而思考探索如何有效防範和規制現代社會的惡意訴訟,擬以誠實信用原則爲指導,從提高惡意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成本、設立刑事保障制度與庭前審查制度、設置合理的法官管理制度等三個方面提出治理惡意訴訟之法,以期保護合法權益,引導全社會誠信訴訟,使司法資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一、本源與發展

(一)不同時期的兩個案例

何爲“訟”?明朝人張弼在《原訟》一文中,言:“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又言:“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所深惡,恒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爲,無複公言矣”。上述大抵包含兩層意思,其一,訟是一種“公言”,是爲了“攻乎不公者”;其二,訟在曆史的演變過程中,産生了弊端,比如“刁訟”,也就無所謂“公言”了。

明清時期,對“刁訟”的記載常見于史料當中。據記載,清鹹豐年間,有一位劉王氏,從鹹豐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的七年间涉足十二起诉讼。该女子在官府面前公然撒谎,拒不履行官府指令、劝告和判决,其行为被称为“渎讼”、“ 渎告”等。“渎”一字有亵渎的意思,也就是说,女子撒谎的行为其实质上是一种亵渎司法的行为。这种亵渎司法的行为,在明清时期即被称为“刁讼”。

再看“惡意訴訟”。人民法院報曾刊登過一個案例: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法律教師史某起訴稱,校長于某侵犯其著作權,要求法院確認著作權屬于其本人,並要求被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16800元。案件經主審法官查明,史某冒用于某的名義發表了自己撰寫的論文,再以被告的侵權爲由將被告告上法庭,之所以這樣做的目的是史某在校期間爲自己出書,冒用單位名義在外搞征訂,違反了學校財經制度,受到處分。史某因此惡意報複校長于某,采取了這種惡意訴訟。

上述兩個案例中,兩位原告當事人采取的做法均爲撒謊,其目的均爲使他人利益受到損害。那麽“刁訟”與“惡意訴訟”是什麽樣的關系呢?

(二)“刁訟”與“惡意訴訟”的一脈相承

要說到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那麽就要先談一下“刁訟”與“惡意訴訟”的內涵。作爲明清史料中特別的存在,“刁訟”以其獨特的含義受世人矚目。明王廷相曾言:“有刁谲者,號爲健訟,誣陷柔良,挾制官府,經年累月,告讦不休”。也就是說,明清時期的一些好訟者,只要稍有不順,明知自己所告不實,仍然捏詞告害。因此,“刁訟”則有了顛倒黑白以奪人之産或陷人于罪的訴訟的意思。從明至清末年,“刁訟”現象愈演愈烈。時間的變遷,並沒有將“刁訟”完全剔除出曆史的舞台,在訴訟案件飙升的現代社會,它以另一種形式再次出現——“惡意訴訟”。

“惡意訴訟”,是現代社會出鏡率很高的一個詞。有學者認爲,惡意訴訟是指當事人故意提起一個在事實上和法律上無根據之訴,從而爲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爲。也有學者認爲,惡意訴訟是指明知道沒有合法的訴訟理由,意圖使他人受到財産上的損害,故意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侵權行爲。其實無論是哪一種概念,其本質都是當事人利用訴訟爲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

(三)“刁訟”與“惡意訴訟”的共通之處

从两者的行为目的与结果上讲,“刁讼”的目的及产生的结果是“夺人之产”或者“陷人于罪”,“恶意诉讼”的目的则是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使他人利益受到损害。两者的目的皆是损害他人利益,使自己获利(财产上的或者精神上的)。从两者的行为方式来看,“刁讼”在于 “陷”也就是“陷害”,陷害的方式有很多种,当然包括颠倒黑白等行为。“恶意诉讼“的行为方式则是提起一个没有根据的诉讼或者明知没有合法的诉讼理由仍提起。两者的行为方式基础都是捏造或者夸大法律关系诬告他人。故而,“恶意诉讼”实际上是对古代中国“刁讼”的总结与发展。从“刁讼”到“恶意诉讼”,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它都在历史的舞台中。面对这种亵渎司法制度的诉讼行为,明清时期是否已有了应对“刁讼”的措施,我们又如何从中得到启发与借鉴?

二、從措施到啓發:明清時期抑制“刁訟”之剖析

明清時期,“刁訟”是一種極其普遍的社會現象。有學者對清代判牍中的誣告案件進行過統計,順治年間的《棘聽草》共收入判440件,其中誣妄類80件;光緒年間浙江會稽縣知縣在《四西齋決事》中僅記錄38件,屬于誣告的竟然達到16件之多。明朝嘉靖年間刑部尚書許瓒言:“民習刁風,獄訟繁滋”。正因爲如此,明清時期,官府采取了各種措施,打擊“刁訟”行爲。

(一)明清時期抑制“刁訟”的措施

1、“無訟”理念引導下的訴訟調控方式。一是加強思想道德教化。官府認爲“刁訟”的出現,是社會道德文化的退後,意味著官員教化不力,治民無方。因此,官府試圖通過大力宣傳無訟等道德教化,以期通過提高民衆的道德素質,來減少誣訟的行爲,甚至達到相鄰和睦的無訟社會。比如清代一些官員通過創作民俗歌曲,向百姓灌輸無訟的理念。二是“四六分問”的審理方式。爲了減少百姓反複訴訟或者誣告,明代官員流傳著案件審理的“四六分問”,即如果給原告六分理,那麽就要給被告四分理,這樣才能免除百姓的反複訴訟。三是禁止、限制或者調控訴訟。爲避免“刁訟”現象日益突出,官府對訴訟案件進一步調控。比如重視與政權相關的命盜案件,對戶、婚田等事采取不受理或者受理但不重視的做法。

2、打擊訟師。明清時期,官府認爲産生“刁訟”的另一個原因是出現了訟師。官員稱訟師爲“奸究不法之徒”,認爲之所以出現“刁訟”,是因爲訟師“或捏虛以成實,或借徑以生波,或設計以報宿嫌,或疑禍以禦罪。顛倒是非,混淆曲直,往往飾沈冤負痛之詞,逞射影捕風之術”。因而,要對訟師打擊查辦,才能“清訟源”。清朝時期,規定了只要是爲他人做狀誣告別人的,與犯罪的人同等罪行。明清政府對打擊訟師大力支持,對查禁得力的官員,予以獎勵。通過一系列打擊,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刁訟”行爲,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3、設“法”以規制。爲打擊“刁訟”,除了對訟師的打擊之外,一些遏制“刁訟”的具體措施也列入了制度中。其中,明律中對僞造證據的行爲,規定“若鞠囚而證佐之人不言事情,故行誣證,到罪有出入者,證佐之人減罪人二等”。清朝除沿襲明律外,規定對實非證佐之人挺身硬證行爲按誣告處罰。對誣告的行爲,明清律法中,也有相應的規定,比如清律規定,“凡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仗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仗一百,流三千裏。……”不難看出,上述條文顯示出明清政府對懲治“刁訟”的決心和力度。

(二)抑制“刁訟”未取得成功之原因剖析

盡管官府采取各種措施打擊“刁訟”,但是刁訟仍然禁而不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當然,這與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結構、社會司法制度等因素密不可分的。除卻當時的時代因素,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一下明清時期抑制刁訟未取得成功的原因。其一,盲目追求“無訟”的理想型社會。明清時期,官府已經意識到“刁訟”帶來的影響,但是他們不分析“刁訟”産生的原因,盲目地以“無訟”爲原則,來制定政策、審理案件,最終適得其反。其二,尚未完善的制度引起官員對責任的規避。明清時期,雖然對誣告行爲的懲罰寫入律例當中,但效果甚微。之所以産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爲清時期如果案件在覆審中被上級官員發現下級官員有出入人罪的行爲,審判官員就會受到相應的懲處,輕則罰俸罷官,重則要被處以刑罰。與之聯系較爲密切的就是因當事人誣告而産生的錯案,官員需爲此承擔責任。官員爲了規避風險,減少責任,故意少報案件,甚至不按律法嚴懲誣告行爲。不合理的錯案追求制度使原本嚴格的刑罰制度成爲擺設,它是“刁訟”抑制未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抑制“刁訟”措施之啓發

雖然明清時期的官府制定的各種措施,未成功抑制“刁訟”,但對當時的“刁訟”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從這些措施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啓示,爲現代社會治理惡意訴訟提供借鑒:

啓示一:確立符合客觀規律的觀念。任何措施實施的前提,需要一個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觀念引導。訟,是人最本能的一種行爲之一。明清政府忽略訟的本質,也忽略了“刁訟”産生的根本原因,盲目地以“無訟”爲目標,制定各項政策措施,已經違背了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惡意訴訟的出現與刁訟的出現,有經濟因素,也有社會因素,因此規制惡意訴訟,應該樹立一個正確的觀念,正確引導規則的制定、措施的執行。

啓示二:設立刑法保障制度。盡管明清時期對誣告行爲抑制不成功,但其法律制度中對誣告行爲的規制則不可謂不嚴,這也是我們值得借鑒的。清律中,對普通誣告,加等處罰; 告死罪( 已決),反坐至死。反觀目前,盡管《刑法》修正案(九)在第307條中加入了懲治虛假訴訟的規定,但虛假訴訟與惡意訴訟存在本質上的區別,現代社會對惡意訴訟的打擊,仍尚未入刑。實踐中,對惡意訴訟行爲,一般采用《刑法》第305條定僞證罪或者第307條定妨礙作證罪,這不足以威懾惡意訴訟等亵渎司法的行爲,這不能不說是制度上的硬傷。現行刑法未對惡意訴訟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也未制定相應的刑罰,這也是一些有心的訴訟參與人敢于铤而走險、捏造證據、虛構法律關系,以損害他人利益而謀取自身利益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爲了嚴厲打擊惡意訴訟,有必要在刑事司法制度中設置懲罰惡意訴訟行爲的罪刑,並確定相對應的刑責,以達到懲戒、教育惡意訴訟行爲人的目的,減少惡意訴訟行爲的頻發。

啓示三:設置合理的錯案追究制度。明清時期,對官員的錯案追究,盲目地就結果而論,卻尚未區分案件之所以出現出入人罪的情況是誣告行爲導致還是官員自身的徇私枉法引起。這種不區分情況的錯案追究制度,是導致律法空設的重要原因。惡意訴訟的行爲,其本身具有比較強的隱蔽性,不容易被發現,因此惡意訴訟案件産生的後果,不能讓法官去承擔。因此,單一的、純粹地以錯案爲標准,對法官業績進行考核,不但不能夠激勵法官主動去發現惡意訴訟,更不能有效地規制惡意訴訟。

啓示四:法官自身素質的培養。明清時期的官員,也有一些官員在受理案件階段采取詢問等手段甄別惡意訴訟,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當然這不但與官員自身的廉潔有關,也與其自身審理案件的能力相關。現代訴訟中,案件大幅度上升,因此法官自身素質的提高必不可少。只有樹立正確的法治理念,才能避免出現重刑輕民這種忽視百姓切身利益的案件受理模式;只有提高案件審理的能力,才能避免出現“四六分問”這種歪曲的審理方法,也能夠真正做到避免惡意訴訟的情況出現。

啓示五:阻卻惡意訴訟後的賠償與救濟。相對現代社會而言,盡管新《民事訴訟法》在第112條和第113條中新增了關于惡意訴訟行爲的內容,對訴訟以及執行過程中的惡意訴訟行爲進行規制,並增加了第三人撤銷之訴以及再審制度以救濟,但從實踐中看,惡意訴訟行爲人只要付出訴訟費,就可以通過司法確認對自己有利的判決,如此低成本的運作,換取高額的利益,導致惡意訴訟一直頻發。因此,要在民事司法制度中,通過增加惡意訴訟行爲人的訴訟成本,增加對受害人的民事損害賠償等方式,從而遏抑惡意訴訟行爲。

三、從理念到制度:惡意訴訟的治理之法

(一)正確的法治理念: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

早在古代中國,“誠信”一詞就與“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貞廉、仁義、非兵、羞戰”並稱爲“六虱”。及至現代社會,一般認爲誠實信用原則源自于羅馬法的“誠信契約”,其反應了衡平與公正的精神。誠然,與“誠信”二字對立的則是“惡意”,爲抑制惡意訴訟,維護司法公正,必然確立誠實信用這一原則。在《民事訴訟法》中,第 13 條規定: “民事訴訟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完善了民事訴訟基本原則體系,也促進了訴訟公正,提高訴訟效率。誠實信用原則不但要求法官在審理和裁判案件時應當公正合理,對法院訴訟行爲的形成制約,也要求各方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中應當誠實守信,與第112條規定的“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相互回應。通過司法宣傳教育等方式,引導當事人樹立正確的法治理念,不但有助于訴訟的順利開展,也避免了惡意訴訟行爲的産生,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

(二)懲罰與救濟:提高惡意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成本

1、增加诉讼成本。恶意诉讼的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社会,低成本的运作,都是恶意诉讼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增加诉讼成本,能够有效遏制恶意诉讼行为。那么如何增加诉讼成本呢?不妨在民事实体法中确立损害赔偿制度,并通过判决结果予以体现。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要在民法典中对恶意诉讼进行立法,梁慧星教授在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也将恶意起诉、告发列入侵权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具体来说,可以根据侵权损害的赔偿制度,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和恶意诉讼行为的具体情节,对恶意诉讼行为人采取相对应的判决,并在判决主文中直接确定。譬如,责令恶意诉讼行为人承担訴訟費用、赔偿受害人的律师费、差旅费、误工费、鉴定费等损失以及因此带来的精神损害赔偿。另外,法律亦应当允许受害人就其损害提起侵权之诉。杨立新教授也认为,将恶意诉讼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加以规定。因此,应当在侵权之诉中对恶意诉讼行为人适用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责任。

2、增加惡意訴訟原告撤訴的負擔成本。惡意訴訟案件中,存在兩種案件未接就撤訴的情況。一是,一些惡意訴訟行爲人對其訴訟結果並不看重,但卻是以侵害對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爲目的,一旦侵害的目的達成,立即撤訴。比如,涉及專利、名譽等案件,惡意訴訟當事人以制造輿論爲目的,一旦達成目的,就撤訴。因此,這種注重訴訟過程,以損害他人名譽爲目的的案件,極易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二是,部分惡意訴訟原告人,由于對方的答辯應訴或者所提供的證據可能面臨敗訴的風險,惡意訴訟原告人立即以撤訴的方式結束案件。上述兩種情況,都是利用了司法程序,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對此,有學者提出,應對惡意訴訟當事人原告的撤訴權做出一定的限制,筆者亦是認爲如此。限制惡意訴訟當事人原告的撤訴自由權,能夠增加原告撤訴的負擔成本。在《民事訴訟法》第145條的規定中加入不准許撤訴的情形,以制約惡意訴訟當事人的行爲。

(三)預防與保障:庭前審查與刑事保障

1、預防:庭前審查。

利用惡意訴訟行爲人串通並僞造證據,通過司法程序以確立某一不法權益,進而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是惡意訴訟行爲人常用的方法之一。盡管惡意訴訟具有較大的隱蔽性,但是在法律面前總會有破綻。因此,預防惡意訴訟,加強庭前審查,應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立案審查,二是審理前審查。其一,就立案審查而言,法官應當對于訴訟理由明顯不足及無正當訴求的,在經過認真審查之後,可以做出不予受理的決定。其二,就審理前審查而言,法官在面對雙方當事人沒有爭議或者爭議不大的案件,無論是判決還是調解,都應當多次詢問,對存在疑點的案件,多次組織證據交換等,並要反複告知惡意訴訟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比如在民間借貸案件中,從訴訟至結案經常出現而被告一直未現身,均由代理律師出面的案件。對此,法官應當進一步查實被告的身份情況,必要時需要與被告本人進行詢問,查清原、被告之間債務關系是否爲虛構,證據是否存在虛假,是否存在惡意逃避債務的行爲等。

2、保障: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1)設“法”。古代中國,對誣告的刑罰極其嚴格,新《民事訴訟法》第112條中,也提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反觀現代刑法中,對惡意訴訟罪刑責不明確。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刑法中明確設立相應的刑罰,是抑制惡意訴訟的重要手段。有學者提議,設立僞訴罪,也有學者提議設立利用訴訟詐騙罪。從設置罪名角度來講,無論是設立僞訴罪還是訴訟詐騙罪,都應根據惡意訴訟的主、客體來具體設定。

從犯罪的主觀方面看,惡意訴訟表現爲行爲人在行使訴訟權利時有損害他人的故意。有學者認爲,故意應當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間接故意是指明知而放任。從“惡意”兩字本意上看,是不好的,凶狠的意思,行爲人在實施行爲時應是明知而爲之,而並非放任。故而,惡意訴訟行爲在主觀方面應當是直接的故意。從犯罪的客觀方面看,惡意訴訟行爲人實施了不法或不當的行爲。具體表現爲:虛擬法律關系、虛假陳述、僞造證據、爲達到不法目的的撤訴等行爲。從犯罪的主體看,行爲主體是訴訟參與人。古代中國對訟師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以防其參與誣告,但一味地堵而不疏是行不通的。因此,當律師參與惡意訴訟,與當事人串通,捏造證據,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時,也應當列入犯罪的主體。從犯罪的侵害客體看,惡意訴訟的侵害了國家、社會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和法律的秩序價值。

2)設“罰”。古代中國對誣告行爲有嚴格的懲罰機制,比如清律中規定“凡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仗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仗一百,流三千裏。……”現代法律中,僅《關于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爲和保全證據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3條有所涉及。但是,這也是僅針對商標領域的懲罰,並不適用其他領域。上文中,我們已經提及在民事制度中需要設立民事損害賠償制度,也提到了要在刑法中設立一個新的罪名。那麽,若要增加懲治惡意訴訟的罪名,其相對應的刑責該如何限定呢?根據惡意訴訟行爲所産生的後果,設立刑罰是較爲合適的方法。對于虛假訴訟的懲罰,規定了“……處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與虛假訴訟相比,惡意訴訟是更爲嚴重的違法行爲,因此其量刑上更應該有所區分。有學者提出,情節較爲嚴重的,可以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單處或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筆者認同這一提法,亦認爲,所謂“情節嚴重的”,應當包括以下情形:()使他人合法權益遭受巨大損失的;(二)使集體或國家財産遭受巨大損失的;(三)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四)合理的法官管理制度

1、法官整體素質的提高。法官是直接接觸惡意訴訟的第一道防線,因此法官自身素養的高低與能否第一時間發現惡意訴訟息息相關。法官素質提高應當包括業務能力的提高和自身政治道德素養的提高。一是不斷提高業務水平、辦案技能,能辨別哪些案件可能存在虛構的情形、僞造或者變造的證據等,尤其在案件調解過程中,避免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件出現。二是法官應當保持廉潔自律,以公正、嚴謹的心態去面對案件的審理,避免法官與當事人串通制造冤假錯案的情況發生。

2、錯案追究制度的完善。惡意訴訟具有較強的隱蔽性,有些案件直到結案,也不一定會被發現,尤其是惡意訴訟雙方當事人串通的調解案件。目前,我們一般將錯案産生的原因分爲程序原因與實體原因。明清時期失敗的原因告訴我們,將所有錯案不分原因地歸咎到法官身上,並進行處罰,反而會使法官基于自保的想法,掩蓋惡意訴訟。因此,在錯案分析中,增加是否惡意訴訟這一原因是合理的。對因當事人惡意訴訟導致錯判的案件,不應記入法官錯案追究中,法官不應當爲當事人的惡意訴訟買單。當然,如果法官參與了當事人的惡意訴訟,應當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

作者單位:臨海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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